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荣誉教授肖耿在评述佛山过去的成功经验时曾经这样说：“经由‘佛山故事’，研究者们发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多一点与少一点的关系，而是分工不同的关系。政府提供支撑市场发展秩序的制度框架。”

　　要提供支撑市场发展秩序的制度框架，首先就在于以市场发展为参照，让政府本身的体制机制更加创新、更有活力。可以说，在准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是改革开放40年来佛山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1980年代，佛山率先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那时候的企业还多属于公有制企业，也在许多方面获得政府和集体的直接支持。让这些企业更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事实上正是激发原本潜藏在行政体系内的活力。1990年代以来，随着产权制度等领域的改革，佛山构建起更加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南海还曾提出“用企业精神创新政府”的理念。

　　创新的产业管理服务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市场学习而来的体制。一系列改革举措中，无论是面向基层简政放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还是机关事业单位人事改革，在让体制机制更有活力、与市场更加契合的取向上都是一脉相承。

　　随着历史的演进，取向不变，但是路径要变。从历史阶段的客观演进到当前所面临的自身机遇，佛山都需要用全新的方式再次激发体制机制的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创造新的样本。

　　过去，在高速发展时代，佛山凭借大力发展制造业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佛山也通过不断的改革建立了一套适应于制造业发展，尤其是家具家电、陶瓷建材、燃油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制度体系。

　　许多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模式相对较为粗放，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地、资本、人力等要素投入。政府要做的服务就是提供这些要素，即便在形式上可以做到规范、透明、稳定等优点，但这些服务从内容本质上也是粗放的，难以普遍而充分地做到达到精细化。

　　同时，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科层制管理结构相对应，佛山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政府部门的职能设置和人员使用上也基本上遵循了一种科层制的原则。

　　科层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定义的概念。在韦伯那里，“科层制”与“官僚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等同的，有着分工明确、稳定高效等诸多优势，是一种高度理性化也值得肯定的组织方式，引领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成就。但在现代社会，这种体制已经显示出缺乏活力等局限，上世纪后期西方进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说即是因此而生。

　　改革创新以体制创新为先。在高质量发展时代，传统制造业仍然在经济中占不小比重，但是也在向智能化、服务化转型，第三产业的地位更加重要。三龙湾作为一个跨行政区域的创新集聚区，所遇到的传统体制难题更加凸显。在这片新的试验田，佛山正应当参考先进城市的经验，突破建立在传统制造业经济基础上的体制机制，以创新的体制集聚创新的资源。